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在我国经由疫情防控的推进中，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实践画卷。
在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诸多给付行政领域中，行政法学上的重要争点在于生存权保障，即是否能够对基本的生存权益给予确认。契约的外部调控则以公共扶助与政府监管形式展开。
市场化强调借助市场力量，引入竞争。[34]实践中，资金支持方和需求方可能会存在错位。但政府保障型契约的缔约主体资格存在一定限制，这种限制程度依公益性的确保要求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基于合同双方约定，如存在合同履行不当，不遵守相应的管理规则或者服务提供质量存在问题则可终止协议，重新通过招标投标程序寻求新的服务提供商。民营化强调由民间团体来运行养老服务。
因此，扶助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及回应民办养老机构产品或服务的准公共价值，这种政策导向对促进民办养老机构有效市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大有裨益，反向来看，也成了政府积极扶持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确证性依据。即便政府创立了各种养老机构服务基准，但由于老年人群体的社会贡献度下降和自我保护能力弱化，很容易由此形成某种歧视或引发其他侵权行为，典型的如养老机构中的虐待行为。（一）国家目标作为宣示性的纯粹纲领国家目标条款规范性的命运和基本权利条款乃至宪法整体的实定性发展关联紧密。
此外，备案审查中还出现了对地方性法规合宪性的判断需要综合考量不同宪法条款的情形，如对以《宪法》计划生育条款为支撑的强制亲子鉴定制度的审查。此外，体系融贯地发展国家目标条款规范性，也意味着相应的宪法法益不具备通常的优先地位，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内涵须与其他可能发生冲突的条款进行调和。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在宪法序言还是总纲中，许多国家目标条款都经历了先实践、后入宪的形成过程，以至于有观点认为其不过是宣示政策的国策条款，并不具备规范实效。前文所盘点的历史经验和新近实践表明，国家目标条款的实在性和规范进路虽然区别于宪法关于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的规定，但仍然可以向前发展，从而强化对各类公权力的约束和引导。
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论证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移花接木借壳上市的策略。他还提出，如不违背诚实信用，那么对某一基本权利规范的符合其文义、教义史和制定史的若干解释中，法律科学总是倾向于能最有力展开相关规范司法上效力的那个。
界线的可变才使界线的永存得以实现。[29]Vgl. Carl Schmitt, Inhalt und Bedeutung des zweiten Hauptteils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Gerhard Anschütz/Richard Thoma (Hrs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and II, 1932, S.572, 583.[30]Vgl. Gerhard Anschütz, 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 vom 11. August 1919. Ein Kommentar für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14. Aufl., 1933, S.515 f.[31]Vgl. Richard Thoma, Die juristische Bedeutung der grundrechtlichen S?tze der deutschen Reichsverfassung im allgemeinen, in Hans Carl Nipperdey (Hrsg.), Die Grundrechte und Grundpflichten der Reichsverfassung. Kommentar zum zweiten Teil der Reichsverfassung, Band I, 1929, S.1, 30.[32]Vgl. Richard Thoma, Die juristische Bedeutung der grundrechtlichen S?tze der deutschen Reichsverfassung im allgemeinen, in Hans Carl Nipperdey (Hrsg.), Die Grundrechte und Grundpflichten der Reichsverfassung. Kommentar zum zweiten Teil der Reichsverfassung, Band I, 1929, S.1, 9.[33]Vgl. Carl Schmitt, Inhalt und Bedeutung des zweiten Hauptteils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Gerhard Anschütz/Richard Thoma (Hrs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and II, 1932, S.572, 601 ff.[34]Vgl. Carl Schmitt, Inhalt und Bedeutung des zweiten Hauptteils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Gerhard Anschütz/Richard Thoma (Hrs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and II, 1932, S.572, 598 ff.[35]Vgl. Carl Schmitt, Inhalt und Bedeutung des zweiten Hauptteils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Gerhard Anschütz/Richard Thoma (Hrs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and II, 1932, S.572, 603 f.[36]Vgl. Carl Schmitt, Inhalt und Bedeutung des zweiten Hauptteils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Gerhard Anschütz/Richard Thoma (Hrs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and II, 1932, S.572, 603.[37]Vgl. Christoph Gusy, 100 Jahre Weimarer Verfassung, 2018, S.272.[38]Vgl. Christoph Gusy, 100 Jahre Weimarer Verfassung, 2018, S.273 f.[39]Vgl. Kurt Wilk, Die Staatsformbestimmung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1932, S.29 ff.[40]Vgl. Kurt Wilk, Die Staatsformbestimmung der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1932, S.45 ff.[41]Vgl. Hans-Jürgen Papier/Foroud Shirvani, in Theodor Maunz/Günter 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II, Stand: April 2018, Art.14 Rn.156.后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在统一合并之际，签署了《货币、经济和社会统一条约》，讨论并议定了许多统一后的经济、社会制度方案，但碍于政治形势的快速发展许多愿景最终并未经修宪程序进入《基本法》，德国也并未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74]经过科学考量与利益权衡，并参照《巴黎协议》中的国际目标，法律又可确立实现碳中和前本国的控温增幅，并将其科学换算为相对确定的、具有约束性的且难以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预算。为此，本文采用意涵更为准确的国家目标条款来指谓我国宪法中那些国家+特定任务/目标规范。
因此，全面铺展中的合宪性审查必然会涉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条款，这就为宪法学设定了建构国家目标条款解释方案的学术任务。 摘要: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实践，激活了对宪法中国家目标条款的适用，也设定了建构国家目标条款解释方案的学术任务。但是，仅凭适应性措施却无法维系人的社会性，不能确保个人可以有尊严地发展其人格并参与共同体的整合，也难以满足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特殊生态性前提，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某些适应性措施还不得不极大限缩各类公共生活不但如此，由几百位法官去审几万件案子，又平添了裁判统一的大难题。
[19]铁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实际成效，参见马超、郑兆祐、何海波：《行政法院的中国试验——基于24万份判决书的研究》，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5期。跨区划法院的人财物仍然受制于地方，没有完全摆脱地方干预，对司法审判公正性的提升有限。
但是，巡回法庭的法官轮番调整、来回奔波，不够稳定，管理成本较高、协调难度较大。这是实现公正裁判的制度保障，也是达成服判息诉的必要流程。
纠纷数量越多，所需法院层级也越多，这是基本规律。[17]蒋惠岭：《论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模式及完善》，载《政法论丛》2021年第3期。纠纷解决需要多个审级和多个法院层级。采取单一制且人口较多的国家，其规模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都设有三到四级法院。大区分院的数量为7个，管辖片区参照目前最高法院6个巡回法庭划定，另加1个管辖华北片区。大区统揽地方党、政、军、财，不但增加不必要的行政层级，如果长期实行，也容易出现尾大不掉的风险。
今后时机成熟，也可以考虑把死刑复核案件交给大区分院。但是，跨区划法院（加上越来越多的专门法院以及这几年实施的行政诉讼异地管辖、集中管辖）带来了管辖规则过于复杂的难题，一些当事人和律师抱怨找不到法院的门。
（二）与跨区划法院方案的比较跨区划法院方案是在不改变地方法院基本布局的情况下所做的局部调整。具体方式为，在最高法院之下按大区设立若干分院，作为最高法院的派出机关，构成一个独立审级。
后来案件多了，巡回不过来，就设成一级法院，即联邦上诉法院。五、设立大区分院的可行性设立大区分院的设想不但有必要性、合理性，也具有可行性。
（三）促进司法机关保障法律统一和国家统合的功能增设大区分院有助于强化中央的治理能力，保障国家法律统一。随着案件不断增多，1953年设立了地方行政法院，1987年又按大区设立了5个上诉行政法院。多个层级的法院构成多个审级，如层层滤网逐步过滤并最后终结纠纷。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申请再审案件的庞大数量上。
大区分院属于中央司法机关，法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可能有人质疑，大多数国务院部门可以直接对应30多个省级单位，法院为什么不行？因为国务院部门主要从事政策制定和业务指导，具体办案比较少，而法院（包括高层级法院）必须办理大量具体案件，职能刚性、程序法定，不是靠召开会议、发文指导就能解决的。
改革措施之一是，在基本维持现有法院体制的前提下，将民事、行政初审案件的管辖下沉。但如果法院不能以依法公正判决做后盾，协调、调解难免变形走样，反过来挫伤司法的公信力。
现有的四级法院体系下，中央一级、地方三级，头轻脚重，不易纠正地方法院地方化带来的问题，也不利于整合区域司法资源、促进区域司法一体化。[15]法院层级的设置还应当考虑上级法院所辖下级法院的合理数量，科学配置各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职能。
法律界也有不少人质疑上述改革措施的效果，乃至改革方向的正确性。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是加强国家司法能力的有力举措之一。[13]关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可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熊远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一章清朝的刑事审判。刘忠：《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设立真正超越行政区划的大区分院，也符合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期待，有助于诉讼案件依法及时终结。从各国经验来看，上级法院与其所辖法院的数量通常在1:10上下。
大区分院的编制可以从最高法院和铁路法院调剂，无须增加法院系统的编制总数。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大部分采取联邦制，联邦和州各有法院系统，难以简单比较。
大区分院管辖对高级法院裁判不服的二审和再审案件。[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法〔2021〕242号）。
